中西医诊治方法与北京交通拥堵问题:研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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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9:00-12:00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小会议室,规划理论年聚会的第二次小组研讨,继续针对《中西医诊治方法对比研究对北京交通问题的启示》。除了上次参加的团队成员外,此次讨论还请到了几位交通领域的专家,分别是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段进宇老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研究所副总工黄伟老师,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周江评老师。

研讨首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牛雄博士介绍了去年一年研究小组的部分成果,主要针对中国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梳理,包括对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的详细介绍,以及运用该思想对解决交通问题的一些思考。我也大致介绍了一下上一次研讨的主要内容,包括隐喻方法在研究中的使用、人体与城市的异同和可类比性等问题。有了大致了解后,三位专家分别谈了他们对这一议题的看法。

 

黄伟老师作为长期在一线实践的交通专家,从研究的侧重、交通研究的进展和交通问题的内涵等方面谈了几点看法:

(1)中西医理论思想的梳理对于建立理论体系有帮助。长期以来,我们在实践中用到的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而十分缺乏应对中国城市自身问题的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体系,对中医传统哲学思想的再挖掘,可能会对中国的问题有新的认识。单从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法来看,感觉之前的研究并未提出新东西,所以该研究应该加强在思想体系层面的概括。从中西医思想的对比对交通研究的启发来看,中国医学对宏观层次的交通研究意义更大,而西方医学对中微观层次的交通研究更有意义。应该说中国城市的交通问题比国外的更加复杂,因此需要在理论体系的架构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2)交通研究与实践领域已经越来越关注人的问题。过去更多地从机动车、道路的角度出发去尝试解决交通问题,目前越来越多地从人的感受、人的需求出发寻找交通问题解决的方向和渠道。应该说,交通问题的产生与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过度机动化、汽车产业的发展等,尝试将城市与人体建立对应关系,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3)交通拥堵问题体现为车的拥堵,但实质上是人的拥堵,是城市功能集聚的产物。他认为,交通拥堵不是城市病,而是城市生长过程中一种自我保护的应激机制,是合理的、必要的,是背后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城市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拥堵本身不是问题;

(4)为什么大家都在学习香港模式,但学出来都成了美国模式?值得思考。当前交通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有两点,一是小汽车出行成本过低,二是公交服务水平过低。他的建议是从交通管理入手,解决交通问题,比如将城市中的停车管理员增加几倍,利用杠杆效应以点带面带动整个交通管理体系的良性运转。

 

段进宇老师是跨界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交通专家,他从自己对中医理论的研究、中西医思想实践的对比、交通问题的特征和中西医与交通问题的联系提出一些观点:

(1)他在七八年前在清华教授《交通规划方法论》的课程时,曾经研究过医学系统与城市交通的关系,但随着这些年的思考和实践,发现医学视角的切入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么有价值。我们为什么会对讨论中医哲学有热情?首先,中医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有弘扬民族文化的意愿;其次,我们讨论中医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系统性地落后于西方国家,我们处于一种不断退守和防御的状态。在国学发展的历史沿革中,儒学发展的传承是最好的,而中医的发展实际上断裂性十分明显,最近几百年几乎没有实质进展。我们谈论中医时,更多地采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呈现出义勇军抵抗西方哲学进攻的态势,在心态上本身不够平和。他曾经参与过中华医学会的讨论,对于中医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难找到权威的说法。当前的现实是,中医思想的世俗地位高,理论地位低,有一些江湖气。这也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对国学的历史记录和整理匮乏有关。因此,我们今天以世俗的态度和民族主义的心态去看待中医,有种国学泡沫的意味。

(2)中西医的发展都可以概括为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都是一点点拓展对该领域的认知,摸得越多越全面,殊途同归。但不同之处是,西医更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进展。而且当前西医包容性地发展,有把中医纳入其体系涵盖掉的趋势。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中国哲学偏重于认识世界,在改造世界方面不如西方哲学;西方近年来的创造力明显更强。这也体现了中西方哲学在主体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3)城市交通拥堵与人生病有很大不同。交通系统非常容易自愈,擅长自我改进。拥堵产生后,即使没有专门的干预,它也会自行消散,差别是堵的时间长一点还是短一点。而人一旦生病,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对机体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其自愈能力不如城市。

(4)从中西医思想解决交通问题的映射方面。西医对应的是自上而下,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思路;而中医对应的是自下而上,采取的和缓的、系统性的手段。

(5)在解决城市问题方面,利益相关者模型会比医患模型更好用。

 

周江评老师在西方学习工作多年,对交通理论研究较为擅长,他主要从研究态度、文化和价值观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和城市自我学习能力的角度谈了几点认识。

(1)在西方工作的感受是,西方人的心态更为开放,人们生病可看西医可看中医,而且西医保持了极大的开发性,凡是好的观点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科学探索过程中,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能有,因为违背了基本的客观精神。

(2)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城市研究产生巨大的促进,对利益格局的分析,对个人选择偏好的研究,都有可能对城市交通问题的研究产生启示。

(3)文化和价值观的选择在城市交通的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比如哥本哈根在二战以后,开放的社会氛围和社会讨论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也在城市机动化的过程中走过小弯路,但最终还是认识到机动化可能给城市带来的问题,而坚持选择了一条发展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道路。他们也会修建高速公路,但是为自行车服务的高速公路。

(4)人体作为自然的生命体,在身体结构的成长方面,自我学习和自我修复能力有限。但城市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由具备学习能力的个体组成,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知识分享,会为城市带来极强的自我学习能力。特别是聪明人与聪明人之间的交流,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因此促进社会水平的相互学习、相互博弈十分有必要,规划师可以为这种交流提供机制和平。

 

黄老师补充了两点刚才聆听过程中的思考:

(1)交通规划的层次可以分为三层:一是交通设施,即硬环境层次;二是交通管理,即软性制度层次;三是价值观和文化,即社会思想层次。不同价值观和文化会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过度机动化只是低层次的汽车文明。

(2)中医中的阴和阳是否可以对应城市交通中的供给和需求?我们过去十分注重交通的供给,需求增加时,直接增加供给,导致阳亢,而很少考虑对需求进行引导,阴阳不平衡。如果能从文化和价值观角度对交通需求进行引导,将非常有利于交通问题的缓解。

 

接下来,小组成员分别介绍了上一阶段的工作进展,包括对西医思想方法的梳理,中医五行、阴阳、经络思想与城市交通的对应,北京城市交通拥堵情况的梳理等。

 

西医思想方法的梳理。这一部分工作由我和另一位成员负责,因为没有医学知识的背景,所以只是对文献学习中粗浅认识的概括。首先,文献中对西医思想方法的梳理多出现在东西医的比较研究中,因此是采取相对的视角看待西医的思想方法。

(1)西医核心思想是还原论、形态-功能关联、实体中心论。还原论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和现象都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1]。整体由局部组成,高级运动由低级运动组成。根据这一观点,世界是“构成”的,而非“生成”的。因此西医的理论方法在还原论基础上,认为人体的问题可以化约在器官、组织、细胞等局部层次得以解决,形成了以形态决定功能的基本思想。西医的实体中心论体现在它重点关注人体结构和构成人体的实体方面,而与包含精神层次在内的中医不同。也有研究认为,西医在临床中也包含有整体论的思想,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2)西医的方法论是经验观察和思辨推理,采用抽象的概念、思维和语言,注重形式逻辑,关注抽象统一性和事物的单一的质的规定性在思维中的反应。针对具体的事物内部结构,采用实验论证的方式,收集、加工和应用客观经验,作用于客观事物本身,实验室研究的流程一般包括:动物模拟、微观研究、模拟结果分析、人体重现。

(3)西医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的学科体系。总体上分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包括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生物化学等。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纳入到研究体系中,为临床医学服务。

(4)西医的诊治借助外部设备,用药直接针对具体病症。西医建立了基于病状和体征、基于功能改变的疾病分类体系,其诊断借助外部设备帮助观察,以发展疾病位置和致病物质为确诊的主要依据。治疗方法直接作用于局部,作用于具体病症。

 

中医五行、阴阳和经络理论与交通问题的对应方面,小组成员进行了尝试,但也遇到了困难和疑惑。找到大体合理的对应关系不难,难的是对应之后我们能进一步做些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比如五行金木水火土作为相生相克、相互制衡的五要素,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利用该关系去调整整个有机体的系统。城市交通中的五行是什么呢?找到后可以有较强的解释力吗?段老师给了一个建议,说找对应关系的话,火和金可以对应城市中的机动交通;木可以对应标识标线系统和交通绿化;水对应非机动交通;土对应道路、管制系统等交通设施。几者之间的关系调节也可以对解决交通问题产生一些启示。但这样的简单对应对解决问题真的有效果吗?还是提供了一种可以让领导认同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手段?

 

北京城市交通拥堵现状特征的梳理方面,小组成员查阅了北京市近几年的《道路交通运行分析报告》和《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等资料,介绍了北京市交通运行的总体情况、近年变动、拥堵地点等。段老师补充了两点分析结论:(1)近五年北京市小汽车的出行分担率没有下降,地铁里程的增加和出行分担率的上升吸收的主要是过去乘公交、自行车和出租车的市民,所以机动车交通依然过量。(2)发展地铁的投入产出比已经过了拐点,即新增里程的交通压力减缓效应下降,弹性变小。地铁建设成为拉升房地产的重要手段。

 

几位专家普遍认为,从中西医角度来分析城市交通问题的尝试,不应过于追求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应该探索中西医理论对分析城市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上的启示。虽然仍然存在批判,存在对分析研究的科学性的质疑,存在其实用性的疑问,但这种从理想出发,没有功利性的理论探索和尝试,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根据这些建议,研究小组下一阶段会继续深入对中西医思想与城市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希望有进一步的发现。

 

最后引段老师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世界上的一切资源都是死资源,唯一具有能动性的是人的脑子。只要能够联结人脑形成网络系统,就有可能对现有资源的调配产生影响,对现实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力。这样来看,这种头脑风暴式的讨论也还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 )

 

附梁鹤年先生对此次讨论的评论: 

1、宏观层次与中微层次的交通研究有别。

2、车的拥堵与人的拥堵不同。

3、盲人摸象,摸得越多越全面。殊途是不是同归就不能先下定论。

4、交通系统的自愈。可拴摩。

5、“利益相关者模型会比医患模型更好用”。要小心“利益相关者模型”的基础假设是私利的竞争,追求的是博弈机制。“医患模型”的基础假设是治优于患,追求的是“治”的机制。

6、“新制度经济学”和“对利益格局的分析”是典型的西方人性悲观的意识形态,聚焦于制度和私利。制度不是万应灵药,私利不是人性全部。我相信我有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两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些制度聚焦自我保存(包括利用自我保存和约制自我保存);有些聚焦于与人共存;有些聚焦于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不是私利的妥协,是理性的共识)。

7、不能把中医隐喻推得太远。

8、“不应过于追求对具体问题解决,而应探索中西医理论对分析城市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上的启示”。这正是年聚的意义。具体问题是帮助我们如何去聚焦。

 

[1]维基百科还原论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98%E5%8E%9F%E8%AE%BA

题图来源:http://www.ideasmx.com.mx/blog/wp-content/uploads/2009/09/yin-yang.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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