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与城市研究三书(2)

creative knowledge cities

继续分享有关知识、创新与城市研究的第二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基于阅读时做的翻译笔记,记在这里,也算是归档了。

Creative Knowledge Cities: Myths, Visions and Realities

编者:Marina Van Geenhuizen,Peter Nijkamp

这本2012年出的《Creative Knowledge Cities》,由荷兰两位研究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区域发展政策的学者Marina Van Geenhuizen和Peter Nijkamp编辑,收录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中部分相关的论文。全书的主旨为:创意型知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超出了环境维度,包括经济、社会和制度层面,重点关注地方经济的治理与所有城市人口群体的生活/场所质量之间的平衡。编者认为当前很多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审慎的模型,即构成城市发展表现的决定因素,这应该由充足的统计作为支撑;也缺乏新环境下城市管治模型的视野,该书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该书的结构和视野

(1)演化的方法,特别是与路径依赖相关,比如产业演化的影响;

(2)“经典的”区位论(硬性因素);

(3)集群理论,如专业化优势、供应和外包、地方化的知识溢出;

(4)网络理论(主体),从社会资本的邻近性中获益;

(5)软性条件,如人才和包容性;

(6)组织学习,在公司和城市政府之间,包括知识转移过程;

(7)战略选择方法,特别是处理政策的不确定性。

 

每章详细内容

1、知识社会中的创意城市:引言

第一部分:对政策和政策工具的批判性回顾

2、创意城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经验

3、在荷兰技术为基础的城市中知识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

4、创意型知识城市政策中中产阶层的两个关键问题

5、发展知识城市:面向城市与大学战略的整合

6、科学园区:改变的角色,与变革的评估方法

7、学者型企业家:欧洲区域增长的神话还是现实?

8、从退出到卓越:通过三螺旋过程将旧产业区转变为知识型区域

第二部分 重要的条件:人力资本、网络和“软”要素

9、欧洲城市的人力资本地图

10、社会资本和吸收能力对新事业增长的影响

11、在跨边境情境中的创新网络:维也纳的案例

12、美国生物技术的空间、网络基础和区域邻近性

13、德国知识经济中的连锁企业网络:慕尼黑新兴大都市区的案例

14、跨国城市网络的知识交换:欧洲城市跨地方学习的演化机制

第三部分:新兴经济体中的创意型知识城市

15、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区位模式

16、通过城市生产系统中的非正式接触产生的知识溢出:巴西Campinas的ICT企业案例

17、打造上海成为创意城市:从中国的视角探索创意集群策略

 

书中探讨的创意城市政策

1980年代开始,城市开始经历向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但世界范围内这种转型各不相同。根据最近的比较研究,作者强调需要引起关注的不同政策方面:

1)经济成功与城市吸引创意阶层密切相关,而“场所的品质”是决定因素,被地方/区域决策广泛接受。很多传统产业衰退的地区依靠这种政策通过城市宜居性的构建,试图吸引人才。但最近的研究对此提出质疑:比如欧洲的城市人才的流动性低,很难吸引(Musterd and Murie,2010)。(中国是否也是这样,传统的地缘纽带、文化认同影响着人才的区位选择)。本书很多文章质疑这种片面性,认为仅强调人才环境和宜居性,会增加社会不均等,减少了城市人口的社会和谐度,而且很多城市的政策缺乏明确的吸引和保留何种社会经济群体的目标。

2)城市与区域政府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是增长和繁荣的根源。1980年代开始,国家和地方政策开始强调提供激励机制,在大学和商业企业之间建构强有力的关系。在此影响下,产生很多孵化器、园区和支持知识转移和初创技术公司的政策。最近,这种政策提及大学的“第三类使命”(third task),即将新知识转移到市场中,通过卖专利、大学衍生企业的创新应用发展,或大型企业的研究合同合作等(Huggins and Johnston,2009; Hussler et al., 2010)。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创新模式的转变,转变为开放式创新,其中多样化的客户比以往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被称为区域实验室(regional testbed)和有活力的实验室(living labs)(Van Geenhuizen,2011)。这些开放式网络的目的是将研究人员和在实际生活测试中的客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缩短与市场联系的时间。目前为止,这种网络主要处理的是ICT新媒体和医疗科学、可持续能源方法和安全途径的采用。从1980年代开始,大学城市或知识城市引起更多关注时,对城市发展的关注也在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和想象力的中心性。这带来了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关注,虽然与大学相关的政策还没有那么强势(Cooke and Lazeretti,2007;Evans,2009)。自此开始,创意城市和知识城市的概念开始融合,因为与文化活动和知识为基础的活动之间可以产生有成果丰富的协同作用(Musterd and Deurloo,2006)

3)在最近的研究中个人之间的联系(personal ties)被识别为重要因素。这种联系帮助促进了知识的流动(隐性知识),影响公司和个人的区位选择(Musterd and Murie,2010)。个人间的联系是城市中社会资本的来源,支持初创高技术企业找到资源。但并不是所有个人网络都会产生积极的社会资本;这似乎依赖于具体的网络特征,如开放性和区域之外的导向性。该书关注大学衍生企业发展背景下的个人关系和在集群中ICT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方面的个人联系。除个人联系形成知识流动外,其他因素也发挥作用,如专业化知识的职业网络、实践社区等。学习的发生依赖于部门中的其他成员,处理科学为基础的学习、应用或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或创意部门中的学习等(Asheim et al., 2007; Malecki, 2010)。在科学为基础的学习中,空间邻近性和网络为基础的邻近性发挥的程度有很大影响。

4)很多城市在地标性建筑和其他“大型项目”中投资,以加强他们成为“知识城市”的目标形象。城市政策的知识转型也趋于将知识为基础的互动与城市规划联系在一起。很多城市都在尝试创建或培育“知识区”或“创意区”,作为城市肌理的一部分,或尝试将城市边缘的大学“再整合”。这种“再城市化”的趋势与十几年前不同,当时大学和科技园区都在郊区的绿地上建设起来。这些变化反应了创新的新熊彼特观点,将创新视为多主体参与的互动反馈的过程。城市的特征或形象,被称为企业和人们的软性区位因素,正在越来越致力于市场化和品牌化战略,提升城市形象。在公共关系中,城市尝试将它们与知识和创意相连,因此强调地方知识资产的质量(学生数量、有技能的劳动力、大学、设计学校等)。此外,活动也被用来支持和保持城市作为“创意型知识城市”的角色。知识经济区位选择中的硬性条件由Batten(1995)年提出。此外,Yigiticanlar et al(2008)特别提及ICT的使用,不仅作为区位选择中联结性的考虑,而且作为规划和设计的支撑工具,和电子政务。硬性条件包括集聚经济、物质上和虚拟上联结知识城市的基础设施;税收条件;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劳动力成本;可用空间(咖啡厅、实验室、孵化器)和租金水平。这些区位因素需要在基本层面被满足。

5)提升创意型知识城市发展的政策内容获得很多关注的同时,政策方法和管治模型还未引起足够关注。多学科、基于网络的结构、大量的主体、多样化的空间尺度和较短的持续时间,都展现了不确定性,从活力主体在投资新校园和城市区域的复杂性,到缺乏对政策是否可以,以及何时可以让目标变得更有生产性和繁荣的知识。不确定性和即时进行决策的压力需要战略选择方法和新的领导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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