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实践的转向——清华建筑思想论坛(四)全纪录

6月16日星期日9:30-17:30,清华建筑学院王泽生厅,八位来自规划和建筑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们从各自的视角阐释了对《规划与设计:为了需要帮助的人》这一命题的理解,完整地听下来,切实感受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规划与建筑的教育和实践正在发生着思想转向。今天,与城市和空间相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这种转向中,是转向的亲身见证者,也是转向的实在推动者,这是一种让未来更有希望的转向。

尹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同衡规划院院长,清控人居集团董事长

演讲主题:《规划与设计:为了需要我们的人》

尹老师的演讲没有用ppt,但逻辑思路清晰,出口成章。他从本次论坛的题目谈起,认为这个题目有些不妥,“为了需要帮助的人”定向性明显,仿佛把规划师置于一个施与者的位置。规划设计,脱胎于精英文化,追求悲天悯人的情怀,但21世纪,我们还要不要站在这样的视角?因此,他建议题目为“规划与设计:为了需要我们的人”似乎更合适。

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我们提供服务或帮助呢?政府、市场、城乡居民。三者中后者的话语权少,但却是城乡环境最真实的使用者,规划师应该探索符合以上三者需求的空间模式和城乡模式之间的匹配关系。毋庸置疑,三者的价值观有差异,规划师在面对他们的工作方式也会有差异,也需要达成多元广泛的价值认同,寻找到价值共同点和利益共同点,以及达成目标的方法和路径。目前规划专业学生们接受的精英教育,只是教育体系的很小的一部分,80%-90%的技能将在实践的磨合中产生。规划师不应该将自己摆在精英的位置,而应该置于与居民可交互可交流的位置上,去了解多元化主体的行为模式,并用空间技术手段去契合这种需求。根植于具体的国情、市情和乡情,根植于具体的人的需求。

尹老师对比了汶川和雅安地震的灾后重建,前者仍属于宏观叙事型,体现的是短时间对灾难的消费,对政治理念的消费,几年后再来看当时的规划,发现一些当时规划的空间门可罗雀;而雅安的规划重建没有再走高调路线,而是运用了一些业内人士看起来可能比较土的设计方法,但强调了与当地土壤的结合,与老百姓、产业转移和恢复正常状态的需求结合,从底层做起,为当地寻找未来的生计途径。

中国当前处于发展的躁动时期,规划师与政府的关系广受诟病,有人骂规划师是政府的狗腿,有违天良。尹老师说,他了解到很多对规划提出质疑的人,都是年轻人,大都还处于绘图员的位置,无法真正参与到规划的博弈中来。但同时,这也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我们为需要我们的人服务时,我们究竟有没有独立的价值观?有没有行业的科学观念?城市规划自身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划过程中予以保障?与不良权力的斗争,是应该沿着决策科学化的路径走的。事实上,规划界在从过去的体形环境决定论在朝向更广泛的学科背景、专业背景和人群背景转向,规划学科的科学决策背景范围在不断扩大,并推进了决策的民主化。过去普遍认可的工具理性,是基于自然科学认同的科学理性;而在复杂的、发展动力多元化的时代,多元主体的权力意识理念逐渐形成,我们需要注重沟通方式,与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但同时,规划师还应该关注历史敏感资源与文化敏感资源,明确底线型的管制要求,获得同行的理解和支持,获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技术的进步,让规划师有了通过自媒体向大众普及规划价值观念,建立良好沟通关系的途径。相信未来的规划将从精英科学真正转变成为大众科学。

 

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教授级城市规划师

演讲主题:《规划与设计:为了需要帮助的人》

杨院长的演讲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演讲风格风趣幽默,也很真诚。他认为,本次论坛的题目代表了规划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向。这一过程中,规划师的关注点是不是应该放大,从过去关注政府项目、企业需求,到更多关注普通百姓、弱势群体的需要?比如,过去在建筑界规划界评奖得奖的总是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大项目,将来是不是应该有更多关注平凡的底层的项目获奖?

他首先提出第一个问题:哪些是“需要帮助的人”?非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具备正常竞争能力的弱势人群。

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需要帮助?他总结了四点原因:(1)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都会讴歌人性的光辉,鞭笞人性的黑暗。文明社会应鼓励和尊重强者,关怀和扶持弱者。但当前中国社会“仇富”的同时也欺凌弱小,简直莫名其妙。平等不同于公平,人的能力不同,我们所提供的帮助也该不同。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2)利于社会正向流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帮助社会调节差距,让社会更加平衡。(3)是帮助自我的需要。我们帮助别人不是站在道德高地,而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实现自我价值,满足自我救赎的需要。(4)是设计师职责所在。阿尔伯蒂称:“建筑师必须在财富与德行之间作出选择”。规划与建筑行业从业者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撑,关怀人的需求,关怀弱者的需求。应该在政府、开发商、业主之外,也将与之相关的无法有效参与“博弈”的其他群体考虑进来。

第三个问题:规划师该怎么做?罗尔斯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尽可能使社会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好处较少受损的社会,那么基础服务和基本保障是一个社会应该提供的。过去的规划带着强者理想,精英思维,总是考虑宏大的设施,可能忽略了很多贴心的服务设施。过去一年《落脚城市》引起广泛关注,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落脚城市中居民的真实想法?保障房建设在逐步推进,但真是符合底层需要的保障房吗?杨院长列举了关于旧城改造、住房保障、公共空间、交通保障、就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案例,谈及历史街区的保护、无障碍设施的设计、非正式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城市管理者对宏大叙事的追求等问题。这些问题为今后针对需要帮助的人的规划提出了重重挑战。

演讲的结语,杨院长引用了电影《一代宗师》中章子怡的一张剧照,震撼全场。上书: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很多人能见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与修炼能见天地,而能见众生却需要才学与品行的长期积累吧。

 

针对两位老师的问答环节

每两位老师演讲后是观众提问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有几个问题和老师的回答值得一提。(1)小型规划设计企业的管理者的问题:在强势的政府与甲方面前,我们经常不得不屈从,而有违自己作为规划师的理想与初衷。但自己作为一个要生存的小企业,却无法与之抗衡,该如何处理?尹老师给青年从业者的忠告是:生存、积累。青年人必须首先生存下来,将来才有可能有能力实现理想。我们必须明确追求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实力的区别。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能力和责任。我们应该抱定理想,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到底的人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杨院长说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但亮点建议是:一讲道理,与甲方用道理来沟通,尽量达成共识;二分清责任,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责任方,减少对自己可能的伤害。左川老师补充:青年人应该锻炼与人达成共识的本事,同时,要有自己的底线。(2)我的问题:两位老师更多是从规划师自省的角度来论述规划对人的帮助,但如何在制度层面予以保障?如何在教育层面让更多学生能够有这种自觉?老师们的回答是:规划行业的演进从早期注重技术可行性,到后来注重经济可行性,到当前探讨政治可行性,已经发生的巨大的改进。在制度层面,应加强行业自律,增加一些法规性内容,明确基本准则;教育层面,实际当前仍是计划经济时期主导思想的技术路线,更适合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而不适合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当前的处理形式只是通过讲座来增加一些多样性,但实际上对价值理性的探讨仍十分欠缺,希望未来增加价值理性的课程设计。(3)周榕老师的问题:杨院长早在10年前就已经主张正确的价值观,但为什么时至今日包括中规院在内所做的规划,都还有很多问题?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足,如何用制度理性来完善?杨院长的回答:我们的行业队伍需要思想者走在前面,后面有人不断追随,因此先是有想法,再来看是不是对,然后是能否影响别人,最后才是认同-制度的保障。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认清大的方向是不是已经往理想的方向去了。比如玉漱的规划,中规院经历了800多次与百姓的沟通,经过产权确认、产权调整,但当我们对待有背景有特色的项目的方式真正运用到普通项目时,才是真的改善。价值观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了,需要不断的宣传。尹老师的补充是:规划院都要在体制内求生存,体制外求发展。30%的力量推动行业往前走,70%的力量对往前走予以后勤保障和支持。我们用辛苦炸油饼赚来的钱去做更好的投资。只能在与体制互动的过程中改变它。我们需要明确目标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世界?

 

Jürgen Rosemann,代尔夫特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演讲主题:《Integration Versus Exclusion

Rosemann教授从融合和隔离的视角讨论“为了需要帮助的人”这一主题。他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确定帮助的类型。钉子户是否需要帮助?非正式的靠收集垃圾维持生计的居民是否需要帮助?全世界10亿的贫民窟居民是否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社会隔离现象在历史上,在当前,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巴西利亚800万人中有700万人生活在光鲜亮丽的中心区以外,他们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缺乏水、下水道、垃圾处理。空间的隔离真实存在。西方国家也曾经经历过这种分离,1900年的阿姆斯特丹,1919年的维也纳。不同的是,在1919年维也纳的住区运动中,人们建设自己的房屋,也获得建筑师的支持。建筑师的行为并不是为这些人提供帮助,而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荷兰1901年通过住房法案:人人都享有居住的权力,住房的提供是社会的义务。但社会住房是什么形式?如何形成社会住房?在这一过程中,建筑师牢记的不是对他人的帮助,而是自己的职责和自我实现。

但同时,Rosemann教授用荷兰的案例指出,社会保障性住房不应该成为低收入者集中的社会隔离的“监狱”,而应该融合富人和穷人,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居住环境。他列举了一些项目体现这种新的融合,保证50%的社会住房,25%的中等收入者住房,25%的高收入者住房。而如何让富人与穷人居住在一起,他指出需要建立在特定的共识基础上,形成特定的价值体系的整合,比如人们都认识到多元化社区的重要性等。Rosemann教授认为设计的方法是可以实现社会融合的,只要我们尊重不同的观点,需求,为他们建立沟通的平台。因此,对建筑师来说,重要的不是帮助别人的态度,而是融合不同人群的职业责任。

 

张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演讲主题:《为了乡村》

张老师结合自己多年针对乡村展开的工作,介绍了自己对乡村规划的一些理解和看法,工作扎实,言辞恳切,向我们描绘了另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他讲到,中国快速城市化有两个挑战:一个是城市如何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充足的机会?一个是另一半人口该怎么办?去年很火的《城市的胜利》一书向我们展现了城市魅力的同时,也暗含着对乡村的巨大影响。面对大部分不依赖建筑和规划的乡村,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态度应该是什么?看着不做?还是干预?张老师说,对待终将逝去的乡村,规划师更像是在做临终关怀的工作。乡村需要我们去了解、聆听和陪伴,乡村人需要理解和适应正在走向消亡、走向城市的乡村。因此,了解、学习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张老师介绍了他的团队在过去几年针对北京乡村开展的工作。在这个市场失效的地方,带着学生去深入了解土地背后的生活,结合入户调查和村庄全覆盖的调研,明确现状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在对村民、村委会的了解中,他们发现中国的农民阶层往往更具有维权意识和契约精神,在意识上似乎超越很多城市人。针对乡村的规划从社会公平和生活改善、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产业发展和空间支撑等方面展开。第一,社会生活方面,改善流通状况,共建共享设施和体制,结合村庄需求,加强村庄医疗、信息化等建设。同时反思,我们给的帮助是不是村民最需要的帮助?第二,环保粮食安全方面,村庄的扩张让建设用地很难控制,不能单纯依靠增长边界设定来控制。为避免一次投入,长期不过问的现象,希望建立长效机制保障财政投入。同时也探讨了对非建设用地补偿的机制。第三,产业发展和空间支撑方面。在建设用地边界控制内如何实现产业发展?他们团队提出了微循环更新的策略,虽然他们所尝试的自上而下模式未能成功,但未来仍将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模式。另外,基于产权边界的空间质量提升策略是卓有成效的策略,但完全自下而上也难以支撑。未来的村庄发展肯定是两种力量的结合,更多关注地方村民的实际需求,更好地做好我们的临终关怀。

 

刘晓都,Urbanus都市实践合伙人

演讲主题:《当我们坛论城市我们坛论什么》

刘老师采取的视角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的视角,结合这些年作为设计事务所在实践中的探索分享了对论坛主题的看法。他的演讲分为观察、策略、研究导向的都市实践三个部分。首先是观察:谁是需要帮助的人?从微观的视角观察城市,复杂的城市问题非规划本身能解决。他从偏感性的建筑师的视角,观察自己家庭的经历,观察自己父母在外界快速环境变化中对老房子的情感诉求。城市化、城市蔓延、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等现象中,人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地方,追求自己的生活。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为所有人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为没有权利没有能力的人提供帮助。在策略部分,他介绍了他们事务所一直以来从事的城市填空、城市介入、城市更新的策略。接下来,他详细介绍了他们所开展的研究导向的城市实践,包括以多层次的社区中心营造为核心的大芬美术馆、保障性住房新探索的万科土楼等,作为一家设计事务所,他们专门成立了城市研究部,服务于企业的项目和发展。可以看出,这是一家有着自己的理想与执着追求的企业,在商业社会的竞争中,也保持着建筑师的职业操守,真正在为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服务。

 

许懋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演讲主题:《赈灾·视点·家园》

许老师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他围绕2012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获奖作品,展开灾后重建等视角的探讨。双年展主题:“共同基础”,获奖的日本国家馆作品是伊东丰雄的灾区社区中心,展览主题是:在这里,建起我们的家。日本海啸后日本建筑师都回到对建筑本源的思考,为什么要建房子,为谁建?他们开始寻求建筑和普通生活的共同基础,选取当地的材料,选择适合当地的建筑形式,充分动员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中心的建设中来。伊东丰雄组建“心灵回归之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志愿者组织,先后于2011年、2012年建设“我们的家”,真正让社区居民参与建设中,并与建成后的活动结合起来。许老师对比四川平武南坝镇灾后重建的城镇规划与建筑设计,可以看出我们采用的主要工作方法是与当地主管领导沟通。我们的规划设计很详细,也注重了历史文化、自建房、接到控制等,但更多是从官方立场为出发点进行的尝试。

许老师还介绍了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非正式垂直社区探讨项目,也是参与双年展的项目。展示的理念是:“共进一餐是讨论问题的最佳途径”。这幢神奇的烂尾楼中居住的都是低收入者,没有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介入,却形成了很多自发组织的公共空间,基本每家每户都是自建空间,生产、体育、服务、宗教,“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城市”,实现了一种不需要建筑师的塑造方法。

许老师的演讲从灾难的洗礼、反思建筑的绝佳机会切入,思考对正常建筑程序补充和修正,落脚在在人们需要的基础上,动员广泛的力量建设共同的家园。

 

程晓青,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演讲主题:《“体制外“居住——一种城市居住状态的另类思考》

程老师介绍了近些年建筑学院建筑学研究生的设计课程中对“体制外”居住的关注,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主流视角以外的视角来激发学生对多元化人群和需求的关注。程老师首先回顾了中国住房政策的演变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居住模式。又介绍了几个城市贫民窟的案例: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从山脚下蔓延到山上的贫民窟,占据了近50%的城市土地;里约近25%居民居住的贫民窟,却是桑巴舞的故乡,充满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孟买,超过50%的居民在此居住,密度达到4万人/km2。而居住在这些贫民窟中的人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一些贫民窟改造项目,也将曾经充满非正式空间的人情味驱赶得烟消云散。针对这些贫民窟,我们应该消灭还是疏导?深圳2005年空楼行动,北京2006-2011,拆除城中村171个,剩余100多个计划2015拆除。我们真是在服务城市的人们吗?

程老师也列举了世界范围改造贫民窟的案例,包括解决交通问题、疏通道路、改善居民环境、增加公共设施、可生长的住宅、向城中村学习等。启发是我们应该建立全面生态概念,包括社会的、思想的、环境的;关注城市生态主体,包括环境也包括人;避免统一的思维范式,我们需要不同生态领域的组合;更需要参与实践互动过程,向城中村学习。

在学生实践方面,程老师介绍了近些年建筑学院的学生作品:水磨村改造、保姆窝、城铁下空间、边角地——城市负空间利用、“+”住宅——城市核心区的服务容器、市上村——为了贩夫走卒、健康生长——城中村自发生长模式、工业二次元——废墟里的桃花源、互动式设计——谁是真正的建筑师。

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建筑系同学的Studio内容,虽然一直困惑于建筑规划研究生教育缺乏方法论的支撑,但这一次还是觉得同学们真正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我们确实实在为社会弱势群体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但我认为这些青年学生的设计应该公开发布,能够为其他机构的设计实践提供一些参考,也算是我们创造了社会价值吧。

 

王旭,ZNA事务所董事合伙人

演讲主题:《Architects In Mission

王老师的演讲语速适中,表达流畅,没有一个字的废话,演讲水平高超。他作为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公司在AIM(Architects in Mission)竞赛组织方面的一些想法和行动。我很认可他对“帮助是相对的”理解:我们是帮助别人的人,也是需要帮助的人。很多时候,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让我们对自己产生被需要的感觉,产生信心,这对将来做任何事都是有好处的。

AIM项目有两个关注:关注青年建筑师成长,关注被忽视的弱势建筑群体。为青年建筑师提供表达自己的机会,为不被关注的村落、旧厂房等建筑和地区提供受关注的可能。通过青年建筑师对弱势建筑群体的帮助,赢得对自己的信心。从2010年北京CBD的文化植入设计,到2011年首钢搬迁厂房改造设计,再到2012年中国东岸海岛的设计,该项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良好的效果。助人者,人恒助之。有着这种关怀精神的企业,也会越走越顺的。

 

小结

最后,一定要提的是两位极其有魅力的主持人,建筑学院的两位仙儿级教授,张利老师和周榕老师,分别主持上下午的论坛,他们针对每位演讲者的总结和点评都客观到位,真真儿的才华横溢啊,令我赞叹不已。

记录这么多,为的是分享,也是为了纪念这一场代表着思想与实践转向的盛宴。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从关注宏观叙事到贴近百姓生活,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从强势话语到弱势群体。转向,不止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更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这种转向是技术推动的结果,是文明繁荣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这种转向是长期的,渐进的,会有矛盾,也会有纠结。但我相信,我们城市的未来,会因这种转向,而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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